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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共情的聚光灯特质有时会让我们一叶障目，但大家依然会担心如果放弃了共情，我们可能就会完全无所作为，可能会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漠不关心，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会成为人间炼狱。
我认为，这种观点反映了道德想象力的贫乏，没有意识到有其他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共情所具有的好处，同时又不会付出共情所造成的代价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许多日常生活中并非源自共情的善行，比如挽救落水的儿童、捐献自己的肾脏。良善之举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动机，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之心，对名誉的追求，愤怒、自豪、内疚等情绪感受，对宗教或世俗的信念的承诺。如果把世界上的所有好事都归因于共情，那未免有点太过草率了。
举个例子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注意到父亲晚上有时会坐在厨房的餐桌前，写支票给那些寄信过来请求捐款的慈善机构。他并没有对那些信件中描述的细节共情，甚至几乎没有仔细读过那些信。但当我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说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人。虽然这种不加区分、一视同仁的善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但这也再一次证明了，如果退一步仔细考察自己和他人所做的那些好事，你会看到远比短视而偏见的共情多得多的动力。
想要做个好人，确实需要关爱他人，需要有想去缓解痛苦、改良世界的欲望，但同时也要能通过理性评估来判断怎么做效果最好。曾经有一个聚焦于此的项目，叫作“有效利他主义”（effectivealtruism，简称ea），即“一个既用心也动脑的日渐壮大的社会组织”。这是一句很棒的座右铭。心，让我们有动力做好事；脑，让我们善于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。
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那位把肾脏捐给陌生人的泽尔·克拉文斯基说，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这种行为莫名其妙，是因为“他们完全不会用数学思考问题”。这么说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真正的问题是，很多时候人们对数学漠不关心。
不过，人们可以被说服去关心数学，可以被鼓励去用理性思考各种问题。毕竟，人们还是希望自己做的事真的能产生好的结果，而不仅仅是让自己感觉良好。人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，比如可以利用givewell网站来监控慈善机构的效能，判断哪个机构做得最好。正如珍妮弗·鲁本斯坦（jenniferrubenstein）所说的，诸如ea这种机构所发起的对知情决策的实际证据的聚焦所呈现的，“大量慈善呼吁都是基于可识别受害者、可爱的濒危大型动物（如北极熊）、魅力明星、过度简化的邪恶人物以及灾难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图景而进行的。相比之下，理性判断的努力要强很多”。
但是，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有效利他主义。当彼得·辛格在《波士顿评论》上撰文捍卫这些观点时，很多受邀评论的学者都对他进行了批判。有些人接受了辛格的前提假设，即应该聚焦于最大化自己行为的积极后果，但对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并不认可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人们在个人慈善捐献方面少花些精力，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，比如反对军火交易或贸易保护主义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有些人认为，最有实际效果的干预往往来自企业机构而非个人。还有些人对未预结局心存担忧，比如担心聚焦于个人捐赠可能会侵蚀更大规模的支持，比如来自美国政府的帮助。
在经过仔细斟酌后，辛格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，他对部分观点表示了认同，并认为，从总体上来说，这类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，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我要在斯科特·亚历山大（scottalexander）的观点上更进一步——我们之所以认同有效利他主义，恰恰是因为它在认识论上的谦逊态度(19)。通过捐赠床帐来防止疟疾肆虐或许并非长久之计，但至少不无小补。与之相反，那些政治性的干预实际上更不靠谱。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也往这个方向发展，恐怕它就跟其
第184章 有病异端竟是我29[1/2页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