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/> 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《蜀书先主传》
结合《蜀书》诸列传的记载，可知刘备厚待臣僚，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，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。
陈寿惯用春秋笔法，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，实际是暗藏玄机。
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，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。
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，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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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诸侯或死或囚，无一善终。
昔高祖定天下，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。张耳、吴芮、彭越、黥布、臧荼、卢绾与两韩信……终于灭亡。张耳以智全，至子亦失国。《汉书卷三十四》赞语
除了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，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。
考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，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
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（刘邦之女，张敖之妻）故，不宜有此。上（指刘邦）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岂少乃女乎！”《汉书张耳传附传》
（英布）出就舍，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，布又大喜过望。《汉书英布传》
由此可见所谓的“高祖之风”，并非简单的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，也含有“诛戮功臣”的凛凛杀机。
汉高诛戮功臣，固属残忍。《廿四史札记》
刘邦如此，刘备亦然。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、对黄权的厚待；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、雍茂时的刚愎猜忍，更极少着眼于刘备“礼贤下士”时的历史背景。
需要特别注意，刘备礼贤下士，无一例外都在式微之际。无论是与田豫、赵云诚心相交，还是宽慰糜竺“兄弟罪不相及”，抑或赦免黄权、孟达等叛将子孙，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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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言之，刘备的弘毅宽厚，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，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。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，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，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一步恶化。
反过来说，一旦刘备得志，他往往会任心而行。取汉中后（219）杀张裕、杀雍茂，称帝之后（221）空国东征，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。
一言蔽之，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。外部环境宽松，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；外部环境紧张，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。
由于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，所以能够“任心而行”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。也正源于此，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。
这种“矫情忍性”的作风，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。不独刘邦、刘备所有；秦始皇亦然。
其近臣尉缭，便曾称“秦王为人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”。
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，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。
秦国重臣尉缭，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（东汉陈留，后世开封）尉氏县人，以地为氏，疑似《尉缭子》作者。
其人之言，可信度极高。
秦王为人，蜂准，长目，挚鸟膺，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《史记始皇帝本纪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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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，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。
更合理的作法，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。
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一面。
刘备早期以“武勇”著称，也有过“怒鞭督邮”的血性过往，还因为“反复无常”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。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，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。
平原刘子平知（刘）备有武勇。《典略》
诸将谓（吕）布曰：“（刘）备数反覆难养，宜早图之。”《英雄记》
诚如前文所述，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，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；因此在得志之时，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。
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，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一面。
张裕是刘璋旧臣，曾于座上讥笑刘备“无须”（即没胡子），因此刘备“尝衔其不逊”，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
先主无须，故（张）裕以此及之。先主常衔（指怀恨）其不逊。《蜀书周群传附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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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，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。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，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。
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，按《周群传》的记载推断，当为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。
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“谏争汉中不验”。按汉中在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为刘备所得，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“不验”，可知张裕之死，当在此年。
（刘备）忿其漏言，乃显（张）裕谏争汉中不验，下狱，将诛之。《蜀书周群传附传》
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“争汉中不验”，但彼时人尽皆知，张裕之死，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。
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一人。周群亦曾谏阻，但不仅没有受罚，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。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（见《杨洪传》），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。
（刘备）遣将军吴兰、雷铜等入武都，皆没不还，悉如（周）群言。于是举群茂才。《蜀书周群传》
先主争汉中，急书发兵，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（杨）洪，洪曰：“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……方今之事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疑？”《蜀书杨洪传》
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（219），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。在此背景下，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“芳兰生门，不得不锄”，其刚愎心态可见一斑。
诸葛亮表请其罪，先主答曰：“芳兰生门，不得不?（锄）。”（张）裕遂弃市。《蜀书周群传附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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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雍茂。
刘备僭号汉中王时（219），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，因为基业规模尚浅，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。
（刘）备锐意欲即真（汉中王），（刘）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，且欲缓之。与主簿雍茂谏备，备以他事杀茂，由是远人不复至矣。《零陵先贤传》
刘备闻言怀恨在心，找借口杀死了雍茂，因此“远人不复至矣”，大失人心。
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。雍茂死后，刘巴“惧见猜嫌，恭默守静”，乃至“退无私交，非公事不言”，明显被惊吓得不轻。
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为汉中王……（刘巴）自以归附非素，惧见猜嫌，恭默守静，退无私交，非公事不言。《蜀书刘巴传》
张裕、雍茂皆死于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，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。
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，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，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。
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，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刘备对叛臣宽厚处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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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汉臣僚中，糜芳、黄权、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，曾被刘备赦免、乃至“崇待如初”。
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。
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，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。
先看糜竺：
糜芳降吴（219）导致荆州沦陷，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。
按孟达的话说，便是“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”。
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。《孟达辞先主表》
举例而论，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，后归蜀。刘备非但没有谴责，反而给廖化加官进爵。
照此记载看，即使像廖化这种“反正”的贰臣，也是屈指可数的个例，侧面佐证了荆州当时的恶劣局面。
（关）羽败，（廖化）属吴。思归先主，乃诈死，时人谓为信然，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。会先主东征，遇于秭归。先主大悦，以化为宜都太守。《蜀书廖化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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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糜芳已经叛入东吴，即使杀死其兄糜竺也于事无补。
更何况糜竺是刘备的恩主，也是蜀汉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，杀害糜竺无疑会让追随刘备的旧人寒心。
因此刘备宽慰糜竺，实是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。
再看孟达：
孟达出走（220）导致东三县（上庸、西城、房陵）沦陷，滞留当地的臣僚，如申耽兄弟也纷纷投靠曹魏（见《刘封传》），进一步缩减了蜀汉的地盘。
在此背景下，即使杀死孟达的家属也无济于事。
更何况孟达出身扶风，属于益州政权中“东州集团”的代表人物。
法正字孝直，扶风?人也……建安初，天下饥荒，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。《蜀书法正传》
时南阳、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，（刘）焉恣饶之，引为党与，号东州士。《华阳国志》
这一集团中，除了孟达之外，还有法正、李严、刘巴等诸多元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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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章 反覆名藉藉，一朝天下知终[2/2页]